2016年3月25日下午15:00点，桂子山国学讲坛第十三期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学院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邀请到了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王齐洲教授，王教授以“《金瓶梅》的奇与真”为题，为广大师生分析讲解《金瓶梅》的特殊地位和价值。本次讲座由历史文化学院周国林教授主持，来自各院各专业的师生聆听了本次讲座。

首先，王教授介绍了《金瓶梅》的基本情况。从清代开始，人们通常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金瓶梅》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这四部小说基本上代表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四种类型，即历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其中《金瓶梅》的作者、成书、版本、评价及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问题，在四部小说中显得最为特别，最为“奇”。

《金瓶梅》第一“奇”就是作者之“奇”。《金瓶梅》自成书以来，一直被视为“淫书”，不仅它的编定者不敢公布自己的姓名，就是那些知情者也吞吞吐吐，遮遮掩掩，讳莫如深，因而要弄清《金瓶梅》的成书过程颇为困难。我们只能根据现有材料梳理出《金瓶梅》最初在社会上出现并流传的基本情况。王教授为我们介绍了学界对《金瓶梅》作者研究的基本情况，到目前为止，所推测的学者已经有王世贞、赵南星、薛应旗、李贽、徐渭、冯惟敏、汤显祖、沈德符、袁宏道兄弟、李开先、谢榛等等。而且，王教授生动有趣地讲述了流传的王世贞与《金瓶梅》成书的故事，引人入胜。然而因为材料不足等限制，关于《金瓶梅》的作者问题至今并无确切的结论。王齐洲教授认为《金瓶梅》根本不是某个作家独立完成的创作，而是“世代累积型”的民间集体创作，经过文人的加工改定而已。

第二就是刊刻流传的“奇”。《金瓶梅》传出就被禁，所以注定了其与其他三大奇书不同的传播途径，那就是私下刊刻。然而，从抄本流传到刊刻成书远非我们据现有材料发现结果的那么简单。当时看到过部分手抄本和自己拥有部分手抄本的尚有王肯堂、王稚登、谢肇浙、丘志充、文在兹、屠本畯、薛冈、李日华等。这些版本纷繁复杂，莫衷一是。但是，王教授指出，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洁本”与全本问题，以及最重要的两个版本：一个是“庚戌本”，即词话本，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刻本，另一个是崇祯官刻本。

第三就是历代学者对《金瓶梅》评价之反差的“奇”。四大奇书中，唯有对《金瓶梅》一书的价值问题争议最大，呈现两极分化状态。历代对此书评价最低的原因，就在于书中描写了很多淫秽情节，呈现的当时社会奢靡淫乱的状态，传播着不正常的文化种子。但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到：“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 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 上之。”郑振铎先生也说：“如果除净了一切的秽亵的章节，她仍不失为一部第一流的小说，其伟大似更过于《水浒》，《西游》、《三国》更不足和她相提并论。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

以上只是略就《金瓶梅》之“奇”进行了解说。而《金瓶梅》的“真”才是王教授此次讲座的重点所在。

王教授认为，《金瓶梅》是中国传统小说中集通俗小说与文艺之大成的巨著。这源于小说的价值——“真”。首先，《金瓶梅》真在其全面展示了明代社会面貌。这是其他三部小说所不能比拟的。《西游记》《三国》《水浒传》分别从神魔、政治、和英雄故事来叙写。而《金瓶梅》则以市民为对象，真切地描写其生活状态，虽然其中包含了很多淫秽情节，很多学者主张剔除这些糟粕，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糟粕”却反映着最真实的场面。其次，《金瓶梅》的写作手法也与其他小说不同。比如写武松下跪，《水浒传》中的武松是宁死不屈的壮士，更具有超人特性；而在《金瓶梅》中，武松的性格更接近于平常人，所以给人感觉更加真实。再次，就是《金瓶梅》所描写的人物具有对我们当今社会影射的作用。小说中的主人翁西门庆是封建末世的混世魔王。他承认等级秩序，蔑视朝廷法规，不信阴阳果报，不讲仁义道德。金钱是他的社会通行证，财富是他的价值追求目标，官吏是他的事业保护伞，女人是他的权势验证器。他是一个活泼的、坚毅的自我，又是一个疯狂的、可怕的自我。他“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已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他不象诸葛亮那样具有道德使命感，不象宋江那样具有政治责任心，也不象孙悟空那样具有宗教幻想精神，他是一个不顾一切追逐眼前利益和自我价值、现实得令人可怕的个人主义者，一个具有金钱拜物教倾向的人物。西门庆正诞生于我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他的资本积累方式不可能不带有原始积累的性质。在道德上，他应该受到应有的谴责，然而，他打破小生产者等级依附的梦幻而表现出来的对物质财富的依赖以及对自我价值的关注，正透露者人类文化发展和社会历史进步的信息。但是，小说就是通过对这么一个人物的丰富的性格、事迹的描写，侧面刻画出当时社会的极度腐败和人性丑陋，却让我们不由自主地与当今社会联系起来，让我们反思我们社会的进步与蜕化。

王教授讲完后，在座的同学们还进行了踊跃的提问，其中涉及《金瓶梅》这本书是借用宋代的人物，描写的却是明代社会的生活现象等问题，王教授耐心地做出了解答。最后，“桂子山国学讲坛”第十三期在热烈的掌声中落幕。